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军事学校，诞生于急风暴雨的年代，学生经受了工农运动的激荡和战争的洗礼。其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王良正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高级将领。

　　王良，原名化赅、化该，字傅良，号兴春，1905年8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永丰场(今重庆市綦江区永城镇)三槐坝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王庚成是晚清秀才，在县城经商谋生人。王良有弟兄姊妹九人，他排行老大。王庚成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父亲的严厉教育下，王良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6岁，即入綦江县立高等小学，12岁考入重庆华英学校。王良自幼好学古文，深受古典文学中“治国安邦”“强国富民”、重教、重农等传统思想的熏陶，并常常引经据典，联系实际，针砭时弊。在他中学时期所写的《国文》和《业精于勤》两本习作中，其《民之所恶恶之》《国家败于官邪》《整顿学堂》《越献西子以沼吴》《劝农》等多篇习作集中反映了他忧国忧民、渴求国家强盛、立志改变现实社会的远大抱负。

　　王良的中学时期，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綦江地区的一批旅渝、旅蓉学生接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在城内办起了《綦年砥砺会》《綦评》等进步刊物，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斗争，王良也深受触动，投身的想法在心中萌芽。

　　1924年，王良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在校期间，他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对学校洋奴教育极为不满，常常参加进步同乡、同学聚会，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与此同时，叔父王琦岳非常关心王良的成长，经常送一些进步书籍供其阅读。在叔父思想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王良逐步树立了新主义思想，成为了一个新主义的者。

　　1926年，王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投笔从戎，离开持志大学，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先学步科，再学骑科，后入军官营。在黄埔军校这段时间，是王良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1927年正月18日、正月21日、5月16日，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先后给家里写了“三封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奔赴的心路历程。

　　王良毅然弃学，转入黄埔，引得家人极为不满。他在1927在5月16日的家书中写道：“在去岁，男之生活荆棘异常，神筋复杂。固然罪不容辞，但近来男感觉致力求学在外，自然以为抱负。其次，不过是希望生活解放耳。以此目无家庭广州正宗抓龙筋，甚至因误会而不顾天伦，殊属错误已极。旁人之家庭和乐一堂，男之家庭则怨气鼎沸。此男非常痛心之处。再不愿闻及去年之经过也。人生于两大之间，所经时日不过百年，而一切之操作亦以满足种种为目的。其如终年奔走，专为遗产计者，未免过于自苦，只图满足后人，试问何益？而以余产遗诸后人，又谁曰不然。望大人务以男之见地为然，从此一致意志增满和乐之气于家庭，此男之所深望矣。”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引得家庭“怨气鼎沸”，他深感痛心，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在信中言辞恳切地说，求学在外的目的是要“以国家为抱负”，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他劝导父亲，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奔波劳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积蓄遗产留给后人，希望父亲能够理解他的选择。

　　同时，王良非常关心妹妹的成长。听说妹妹考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他内心百感交急，生怕妹妹被学校所宣扬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1923年12月，一批旅欧知识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移入国内。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鼓吹国家主义。当时在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影响颇深。后改名“中国青年党”，投靠派，其代表人物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所毒害，连写两封家书。在正月18日的家信中写道：“省二女师校，完全是国家主义之机关，学校此种主义借‘内除、外抗强权’之美名，以欺骗现在一般封建思想深刻之男女青年，其目的在求扩张该党之范围。其实该党异常坏蛋！以救国为名谋钱为实。例如省二女师之教员，非加入国家主义则不能充任该校之教员。由此可见一斑也。还有他们所讲之‘内除、外抗强权’，与一般者所想之‘’，‘强权’完全相反。国家主义之党员，常常在他们之机关报《醒狮》[ 醒狮：即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以反苏为目的，不断发表攻击性文章，鼓吹国家主义，。]上发表文字，说现在军是‘军队’，并且说是‘赤色帝国主义’”。

　　正月21日，他又在家书中对军阀的真面目进行披露，写道：“奉鲁军队所在各地虽常宣传军为军队，以公妻为宣传大纲，但一方面又施一般民众以横征暴敛之手段，奸、抢、烧、杀之行为。但军所经之地，并无公妻之动作，而且尽力体护民众。此实奉鲁军阀宣布自己之恶毒于民众，而证明军为民众之云矣。”他倾向于的思想已跃然纸上。

　　虽然当时时局复杂，但他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发展形势充满信心，他断定军阀、土豪劣绅等压迫阶级将“不敢再逞其意志”。在正月18日的信中写道：“国民政府在此一年中之奋斗，由军阀手里夺得之地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而安徽在最近期内，亦将收得。此外，投诚国民政府之冯玉祥已由陕攻出，现已占领潼关。最近期内，亦可望与国民军联络。由此可测定国民政府之势力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式(势)。此奉张、鲁张之所以惊心丧胆者矣。我川各军部现在日多投诚军。而川省省政府之改组亦在指日之中。昔者之土豪劣绅以及富於宗法思想之压迫阶级，男恐从此日渐失其势力而不敢再逞其意志矣！”在正月21的信中写道：“我国之军阀渐次推倒，奉鲁系势力离间，当有日落千丈之势。”“国民政府现在占领之省份，较奉鲁为多，而兵种之训练，又比奉鲁较好十倍。由以上三项事实证明，奉张、鲁张之消灭当在最短期内。”。

　　1927年5月16日，他在家书中写到：“男自出川以迄今日，书剑不成，实感自愧。在此两载寒暑之经历，可谓糊涂一时广州抓龙筋服务，明白一时，但不有糊涂而明白，无以由生；既已明白，事事均可公布”。此时王良的世界观人生观已发生巨大转变，由“糊涂”转化为“明白”，立志为国为民，坚定地走上道路。

　　黄埔军校诞生在特殊的年代，学员一边学习，一边投身于实际斗争中。这种打破常规的学习模式，让他们能快速成长起来。王良在校期间，除了一般的学习，也参与到防守等任务中来。在一次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王良提高了觉悟广州正宗抓龙筋，增强了军事素养。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时局发生巨大变化。6月，王良随黄埔军校骑科迁并武汉军校。7月中旬，王良所在的武汉军校改编为国民军第二方面军军事教导团。7月下旬，教导团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部队到达九江时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王良等人奔波辗转来到了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随后转入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支部队牢牢掌握在中国党的手里，后来成为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主力军。

　　1927年9月，王良随部队参加了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到井冈山，参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起义农军，与领导的工农军会师宁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王良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广州专业抓龙筋。之后，王良率队参加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草市坳、新七溪岭、龙源口、黄洋界、大柏地等战斗。1929年1月，王良跟随、朱德、陈毅，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等战斗。1929年4月，王良任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支队长，率部参加攻打龙岩、上杭等战斗。是年6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王良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0 月，红军在吉安改编建制，年仅25 岁的王良任红十师师长。12月，红四军到达上杭古田镇，王良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30年6月后，王良先后任红一军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十师师长、十一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

　　1928年8月下旬，湘军和赣军共五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二次“会剿”，而这时留守井冈山的仅有红三十一团的一连和三连，以及王佐、袁文才的地方武装。王良此时为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考虑到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局面。王良积极发动地方群众组成临时武装，构筑起竹钉阵、竹篱笆阵、檑木阵、滚石阵和深壕沟阵等防御工事。1928年8月30日上午8时许，军向黄洋界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王良利用有利地形，连续三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在王良的沉着指挥下，军民一心，共同御敌，最终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创下了红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广州正宗抓龙筋。1928年9月初，得知黄洋界保卫战的情况后，欣然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他在词里热烈赞颂了井冈山的黄洋界保卫战。黄洋界保卫战是红军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它是整个井冈山斗争的一个缩影。王良在战斗中崭露头角。

　　1930年10月下旬，纠集了七个师，十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

　　王良遵照“罗坊会议”的部署，率领红十师随主力东渡赣江，撤到了宁都县黄坡、小布一带，作打歼灭战的准备。1930年12月30日，张辉瓒率十九师九千多人进入了埋伏圈。王良奉命率领红十师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张辉瓒带着十八师向红十师猛扑过来。王良集中优势兵力，配合兄弟部队发动猛攻，全歼了军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缴获各种9000多支，并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听闻红军部队在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取得胜利，活捉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欣然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为表彰王良和第十师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大“围剿”中的卓著功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决定把缴获的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给王良。王良一直把怀表珍藏在自己身上，带着它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驰骋沙场。

　　1932年6月13日，王良率部从福建回师赣南，途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时，被当地一个地头蛇的“土围子”(土楼)拦住了前进的路，王良和委员罗瑞卿、参谋长粟裕到离土围子很近的一间破房子里观察敌情。敌人突然打来两发冷枪，王良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王良的牺牲，对党和红军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评价说：“王良是一个好干部，经过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虽然牺牲了，但敌人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2019年4月，习总到重庆考察调研时，专门谈到了“红岩精神”，其中就提到“重庆涌现了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党人，如信仰坚定、不怕牺牲的赵世炎等人，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王良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一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手将王良遗物交给党中央。此后，记录着王良赫赫战功的怀表，一直存放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成为王良军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历史见证。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王良，他的一生是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自幼勤奋好学，志向远大，关心百姓疾苦；青少年时代，他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忧国忧民，关心家国，立志以天下为己任；黄埔军校学习时期，通过思想的淬炼、的历练、军事才能的磨炼，思想走向成熟；投身后，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指挥果敢，屡建战功，成为红四军爱戴的军长。他为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英雄主义气概，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辈永远怀念和学习。（文：费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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