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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秋，我和黎金同志（编者注：麦英豪的夫人）一起进入广州市文管会参加文物工作。初时，只是跟着老同志外出做些文物调查工作。到1953年1月开始参加田野发掘，边干边学。同年7月，我们又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参加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虽然至今已过了半个世纪，但每当想起的学习和生活，不能忘怀。我们前半段在北大文史楼的课堂学习，后半段转到河南洛阳芒山和郑州二里岗的田野实习，老师和辅导员(黄展岳等北大同学)口讲手教的给我们传授考古学史、考古学基础和田野发掘的基本要领。虽然时间只有3个月，但为我们后来的文物专业工作打好了基础。

　　踏进北大文史楼之前，我们已做过几个月田野发掘，有了一点实践，但毕竟还是初入行啊！在训练班给我们授课的裴文中、贾兰坡、夏鼐、苏秉琦、安志敏、梁思成、宿白、郭宝钧、阎文儒、佟柱臣、尹焕章等老师，都是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中权威的专家学者，他们学术上的严谨求实学风，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专业上不断追求和广博的学识一直是指引我们工作的推力和学习的榜样。田野实习结束后，第二届的89位学员返回到原地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就赶往东郊龙生岗工地参加一座东汉初年的两层大型木椁墓的发掘。这墓首次发现绘画的木楼船，惜已散乱，部分构件又朽坏，我们写信给夏鼐先生求教，很快收到他的复函，他详细地给我们指导，并附来他在长沙发掘的203号汉墓所出的木船模资料。后来，我们把这墓的资料整理编写成《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木椁墓》发掘报告，参加195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会后，收入《考古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是我们学习结束回原单位工作后，向悉心指导我们的老师和领导交上的第一份工作答卷。

　　随着国家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地处祖国南陲的广州也动土兴工，重要的地下埋藏不断有所发现。有幸，广州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我们都参加了。比如上世纪50年代，在广州西郊发掘一处北宋年间专烧外销瓷的窑址，其后编写为《广州西村窑》专刊 (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可以为南洋各地存世的、出土的许多西村窑产品取得窑口的确认。上世纪的50卅-卅60年代在广州近郊发掘了许多两汉墓，很具典型，《广州汉墓》考古专刊就是据此而编写的，它为岭南的汉墓确立了断代标尺。到了卅70年代发现秦造船工场遗址，直到90年代，这个遗址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得知其主要部分被叠压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之下。这是继秦统一岭南留下的灵渠遗迹之外，多了一处秦统一岭南留下的重要遗迹。80年代发掘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眛的陵墓，90年代发掘南越国宫署遗址，经过分阶段分区的发掘，至今已发现宫殿、御苑和具有城市防洪、排汲水功能的大型木构水闸遗址，这些考古发现构成了较完整的多样性的南越国遗址广州高端日式spa。跨入21世纪后的去年，又发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两座南汉国帝陵——德陵与康陵。这些重要的发现广州抓龙筋，我们都及时整理资料出版专刊，提供科学研究。

　　回顾这50年的工作历程，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发掘与保护工作，有什么体会或经验可谈呢？我想，就田野考古来说，主要有8个字“抓大放小，化解矛盾”。简而言之，我们要切实贯彻“重点发掘，重点保护”的方针，遇上重大的发现，是要咬住不放的，力求取得有效保护的结果。当然，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凡古皆保，但要保什么？哪些该保，而且要死保。对一些可保可不保的，在取足取齐必要的资料后，就可给建设单位施工了。至于哪些要保，哪些可保可不保，这个标准和界限怎样界定为宜，还有个如何掌握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因时因地而异，不要一刀切，地上文物的保护也一样。例如，一直来都是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内；陆的地区，情况就截然不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历史人文景观的东西必然会改变得快，受改变或破坏的程度也要严重。比如一组完整的明代建筑，在山西是随处可见的，但在广州，能有一座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已属难能可贵了。今天，广州要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地上不可移动文物是可见的，可以预先纳入规划，但埋在地下的文物遗迹基本上是属于未知数，所以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产生的矛盾更多。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工程项目或大型的建设工地中发现重要史迹后，我方肯定要保，甲方坚持要建，矛盾十分突出，这样的情况近年在广州就碰上多次。如南越王墓位处广东省政府兴建5幢干部宿舍楼的工地，已经平土方三年，把一座山岗削低17米，正在开挖地基时才发现的。其时，国内的大城市都面临着要加快解决干部宿舍的问题，要安居乐业啊！如果这座陵墓要原地保护广州抓龙筋工作室，宿舍楼就要停建，这会直接牵涉多少人的切身利益！我们积极地向各级领导说明发现的重要广州高端日式spa，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同时又宣传我们贯彻“两重”方针中“抓大放小”的做法，取得省、市的党政领导的理解与支持，通过各方的努力，矛盾终于化解。南越王墓发掘后，原址、原位保护，并就地建成遗址博物馆，成为广州市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一个范例。又如，秦造船台遗址发现至今已30年，先后经过3次发掘，遗址深埋地下5米，3个木质造船台保存较好，但主要部分被南越国御苑遗址覆压着，不能揭开。两个遗址上下相叠，同处于广州的老城区中心。这里是广州市黄金地段，又是广州市文化局、市长途电线个单位的所在，要保护就更困难了。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文化局和儿童公园都搬走了，宫署遗址得以进行分期分区的发掘。目前，已发现有南越国的1、2号宫殿和御苑遗迹。最近，又在一口南粤井中出土一批木简，属废弃的王宫档案，其中有“二十六年七月”的纪年，属于赵佗的早年，十分重要。市政府已在宫署遗址四周划出4。8万平方米为保护区，纳入建设规划。南越国番禺都城水关的木构水闸遗址是在2000年发现的，位于地产开发的光明广场(大厦)一个大型工地的正中处，就从历史和科学的价值来看，这无疑是国内甚至是世界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水利工程遗迹，其结构工程做法与现代水闸建设要求基本相同，这样的一处重要遗址是要坚决保护的。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给优惠政策，把原定要回迁的商住楼改为完全的商住楼。于是，投资单位修改设计，将水闸遗址所在位置改作大厦的中庭，遗址原地保护与展示，纳入建设规划，矛盾化解了，取得双赢效果。在这些矛盾的化解过程中，我们都会想起王冶秋局长在多次讲话中提到的，文物保护既要宣传群众，又要宣传领导。我们觉得，宣传领导尤为重要，因为领导在群众中是决策的一员。

　　就我本人来说，我时刻记住前辈对我们的教导和期望，特别是王冶秋局长、夏鼐先生对我的培养和信任。自1975年以来，本人4次接受国家文物局的派遣，到境外主持文物展览工作。1975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美国华盛顿等3个城市巡展，这是继兵兵外交之后，通过文物展览开展人民外交，让美国人民、华侨、华裔都亲眼目睹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成就，认识中国的悠久历史，这次巡展观众达182万人次，影响大，效果好。夏鼐先生对广州的考古工作十分关心，《广州汉墓》的出版是他一直关注和支持的。南越王墓发掘过程中，他两次亲临现场指导。我们考古发现的第一套“丝缕玉衣”得以修复成功，就是夏先生到发掘现场视察时提示我们做好整取，在回到室内再研究清理而取得的。

　　我和老伴黎金同志一直是在广州从事文物工作，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些成效。这首先要感谢领导和师友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深感领导对我们的专业岗位50年不变，这点关系至大。青春不可能长驻，老是自然规律，今年(2005年)我已77岁，步入人生的晚年，我想，借用叶剑英元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以自勉。目前，领导上还未同意我的退休请求，我觉得只要身体条件许可，还应在文物工作岗位上坚持工作未休，学习不止。广州日式私密spa广州高端日式spa